企业海外并购外文翻译（中文）--为什么中国企业在国际扩张中倾向于获取战略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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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DF外文：http:/ 1.2 万字  出处：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4 (2009) 74 84 为什么中国企业在国际扩张中倾向于获取战略资产？  Ping Deng John E. Simon School of Business, Maryville University of St. Louis, 650Maryville University Dr., St. Louis, MO 63141, USA  摘要：为了致力于解决竞争上的缺点，更多的中国公司正通过跨境并购手段来获取战略资产。然而，中 国企业在搜寻战略资产的并购

2、中缺乏对合理性依据的研究。这篇论文致力于从制度化的视角来讨论此有争议性的问题。建立在制度化的理论上，我们假设在中国企业的并购行为后面有一个资源驱动的动机。为了阐明这个制度化框架下的说明性力量，我们研究了多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企业 TCL, BOE和 Lenovo。通过主张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代表一种为获取战略资产的手段是 遵循了 中国特色制度化环境 下的 逻辑的，这个重要的研究不仅为了刺激理论性扩张的可能，而且能够涉及到其他新生市场中的企业。  _ 2008 Elsevi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1. 介绍  战略资产是指那些具有竞争

3、性优势的潜力而被企业重视的资源和能力 (Amit & Schoemaker, 1993)。在许多企业能获取、储存战略资产的选择中，国外直接投资 FDI无可厚非是最有效的方法 (Chung & Alcacer, 2002； Wesson, 2004)。这对于许许多多新的亚洲企业来说是完全正确的，而他们已经获得了战略资产。他们在发达经济中主要通过兼并的手段树立了竞争性优势 (Makino, Lau, & Yeh, 2002； Mathews, 2002)。作为一个后来者，中国的跨国公司正拼命地想要加入搜寻战略资产的国外直接投资队伍中去，并赶超全球强大的企业 (Deng, 2

4、007)。而且，中国自 1990年开始在新经济中已经是最大的 FDI投资流。为了获得战略资产作为最大的推动力，近半数中国外流的 FDI通过采取海外并购的方式而获得(UNCTAD, 2006)。然而，中国跨国公司主导的资源驱动型海外并购得背后是缺乏理性的研究 (Child & Rodrigues, 2005)。基于制度化理论，此文致力于填补研究上的不足，希望从制度上来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企 业通过积极的兼并手段，尤其想要在发达经济中获取战略资产。  制度化的观点尤其适用于我们的目标，因为为了理解跨国公司的战略它已经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通过强烈支持下面的观点，就是为了达到合

5、法地位，在同一环境中的机构倾向于选择采取相似的战略 (Oliver, 1991； Scott, 2001)。由于机构深陷于制度化的环境中，他们的行为常常不是对植根于更大背景中的规则和信念的直接反映 (Meyer & Rowan, 1977)。由于制度化的力量对于中国跨国企业所作的国际化决策可能具有远见的和深层的影响 (Buckley et al., 2007)，对于我们研究制度化的环境是如何对中国资源驱动型并购起绝对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遵循制度化基础的逻辑，我们对房地产进行了研究。由于中国企业难以在压力中 1 遵循本国的制度化环境和普遍的合作观及规则，他们不断地采取跨国并购的手段来获得

6、战略资产。在制度化框架中，我们对以下三家中国的领头企业进行了研究，TCL、 BOE和联想集团。通过强调制度化力量的重要性，其深深植根于影响中国投资的国家环境与合作规则中，我们的研究不仅是在特殊的背景下对制度化理论的逻辑扩张，更是涉及到了在其他正在发展的经济中的跨 国公司。  2. 文献回顾和理论基础  2.1 战略资产和兼并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 RBT），一个公司的战略资产决定它的竞争优势和主导它的行为。  战略资产可以被定义为“难以交易仿造的、稀有的、专用的资源及能力所赋予公司的竞争性优势”  (Amit &am

7、p; Schoemaker, 1993, p. 36, emphasis original)。他们涵盖了商誉、买卖关系、隐性知识、研发能力、商标名称、文化和知识产权(Teece, Pisano, & Shuen, 1997)。战略资产可从要素市场中获得 (Barney, 1986)，或者经过不断积累的公司经验，即“实践出真知”中建立 (Dierickx & Cool, 1989)。一些研究者 (Chung & Alcacer, 2002； Wesson, 2004)认为在公司寻求和获取战略资产时，专业的 FDI和 M&A是最有效的途径。通过 FDI获得的战略资产

8、可以帮助企业扩大名声，建立威望，使之获取并控制资源，例如知识基础和人力资本，并能通往本地市场 (Chung & Alcacer, 2002)。并购也能促进组织化学习，特别是技术的学习，方便技能的更新，帮助公司获取竞争性优势 (Vermeulen & Barkema, 2001)。除此之外，兼并手段为公司缩小资源差距提供了一个妙招，推进组成高利润产品的重构，举个例子，比国内发展更快 (Dierickx & Cool, 1989)。进一步说，由于在默示资源案中遭受市场失灵时，并购能为企业交换具有企业特色的隐性资产和相关信息，公司市场比资源市场更为有效 (Vermeulen

9、& Barkema,2001)。搜寻战略资产在后来者或者无技术能力的公司中出现，他们试图通过从革新的企业中获取所需资源来减少彼此间的差距 (Wesson, 2004)。 当FDI手段被为搜寻资产的其他企业所模仿时，或者被企业为获取资产或巨大重组而来的竞争性压力所驱使时，企业越来越多地采取 M&A作为进入市场的手段(UNCTAD, 2006)。对亚洲企业来说，他们最有兴趣在发达主场国内寻找优质的资源和技术，而这些技术并不存在于自己的国内 (Makino et al., 2002)。作为国际新玩家，中国企业一般为了获得并控制战略资产而进行跨境兼并，这种手段在所有新经济中显得尤其特别

10、 (Deng, 2007； UNCTAD, 2006)。最相关的是，通过兼并获取战略资产可极大地帮助中国 企业在市场中获得合法地位、社会支持和声望。  2.2 制度化环境和搜寻战略资产 M&A     对比 RBT关注公司的差异，制度化理论提出“为什么制度化结构和实践具有如此令人吃惊的同质性”  (DiMaggio & Powell, 1983, p. 148)。基础理论是指因为这个同质（强制的、模拟的和规范的）赋予他们合法性，机构遵从环境中的规则和信任 (DiMaggio & Powell, 1983； Meyer &

11、Rowan, 1977)。这个合法地位“是 2 一个普遍的感知或推断，即一个实体的行为在一些已经建立的包含 规范、价值、信念和定义的社交系统中是理想的、恰当的或正确的”  (Suchman, 1995, p. 574)。因此，在同一环境中的组织会选择采取相同的行为或战略。并且，为了缓解在大环境中为遵循机构间的规则所承载的压力，它们也采取相互合并的措施(DiMaggio & Powell, 1983)。另外，制度化的力量通过三根基础性的“栋梁”，即规律性、普遍性和认识力来影响着企业制定战略决策，例如 M&A(Scott, 2001)。  鉴于战略和经济活动是植

12、根于社会和规律的背景，此文促使企业去为各自的行为寻找合法地位或 证据，特别是从企业依靠的选民身上得到评论资源 (Oliver, 1997)。合法性深深地影响着企业的战略选择 (Peng, 2003)。文献特别强调了存在于像中国这样的新生经济中的企业受制于一个制度化的环境，而它的环境慷慨度却更低 (Tsui, Schoonhoven, Meyer, Lau, & Milkovich, 2004)、持续宽松的经济和逐渐转变的制度 (Peng, 2003)和政府扮演的大量角色 (Deng, 2004)。这些制度化的元素至今并没有在传统 FDI框架中得到演绎 (Buckley et al.,

13、2007)。任何企图去探测一个企业的战略选择都需要一个对存在此企业的传统框架的理解(North, 1990)。这个理论在中国显得尤为正确，那里普遍地拥有各种体制限制并且在跨境并购中政府的公开声明是必须的。例如，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关注在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并将此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中的巨大因素 (Hitt, Ahlstrom, Dacin, Levitas, & Svobodina, 2004)，中国企业被期以通过构建和 /或获取战略资产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战胜对手，从而对政府的振兴计划做出反应。 总之，战略资产在满足刺激经济和国内社会发展以及弥补公司层面的竞争性缺陷中是必

14、须的 (UNCTAD, 2006)。  3. 理论框架和议题  企业正面对着多种体制压力。在本国环境中的合法性建设和维护是最具争议性的战略问题之一。虽然近几年传统理论的应用在国际贸易的研究中有很大的增长，但是至今为止并未应用于中国的对外 FDI中。然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似乎受到体制力量的巨大影响 (Buckley et al., 2007)。此文中，我们主张传统理论可以透视到为什么中国企业不断增加进行搜寻战略资产 M&A，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中。 基于理论，我们为通过 M&A获取战略资产假设了一个体制的模式，如图 1所示。此模式中所提到的传统观点提出中国企业采

15、取搜寻资产的 M&A正处于体制的压力和文化认识的潮流中，而此行为在它们的环境中被认为是合适的。  尽管影响 M&A设计的制度化背景是多方面的，政府的干涉构成了在变革着的经济中体制环境的一个核心元素，其中政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定义、扩散，或者强制执行能够接受的企业行为和要求 (Oliver, 1991)。在中国也没有例外，中国政府机关在贸易上是强大的，并且体制化的强制和奖励手段构成了中国企业采取 M&A决定的基础。作为经济改革的一部分，中国政府维持了对政策的控制，也维持着奖励和鞭笞公司去遵从它指挥的能力 (Hitt et al., 2004)。对比其他变革中的经济体制，中国已经建立了清晰的方针，关于对外 FDI的类别。它将激励并已经有能力去强制企业跟从有关政策 (Deng, 2004)。除此之外，很大程度上来说，合作战略决策在中国是被政策和经济刺激的混合体来主导的 (Tsui et al., 2004)。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至今已经创造了一种有利的氛围，旨在刺激能力强的中国企业对国外进行投资，并以日本和韩国的贸易 公司为先例，旨在成为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