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文 6930 字 出处： Conboy M, Eldridge S A. Morbid Symptoms: Between a dying and a re-birth (apologies to Gramsci)J. Journalism Studies, 2014, 15(5): 566-575. 绝处逢生的机遇：危机和新技术条件下新闻业的元话语 Martin ConboyScott A. Eldridge 摘要 本 文 认 为 尽 管 出 现 了 裂 痕 ，但 新 闻 业 正 处 于 一 个 好 时 代 ，因 为 我 们 有 理由 相 信 ，面 对 新 媒 体 带 来 的 挑 战 和
2、机 遇 ，新 闻 业 的 核 心 职 责 正 在 得 到 强化 。通 过 反 思 英 国 新 闻 业 的 发 展 历 史 ，本 文 简 要 综 述 了 技 术 革 新 与 新 闻角 色 感 知 之 间 的 关 系 。在 此 基 础 上 ，评 估 了 英 国 精 英 媒 体 在 20112012年 间 ， 关 于 新 媒 体 技 术 情 境 下 的 职 业 理 念 和 规 范 的 话 语 。 关键词 ： 危 机 ； 新 媒 体 ； 角 色 感 知 ； 社 交 媒 体 ； 技 术 变 革 简介 新闻业的角色和声誉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运势。这样的运势变化 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新闻业如何适应技术的
3、变革。有时，这些变化促使新闻从业者的工作更为专业化，而有时，应时而变似乎又威胁着新闻业的生存。 不言自明的是，新闻业作为一种独特的传播实践，其发展与技术变革之间息息相关。然而，新闻业内在的趋利动机往往被淡化，得到宣扬的是这样的英雄叙事：新闻工作者是民众的捍卫者或者新闻业作为第四等级，是公众的看门狗、真相讲述者。 如同传播学者麦奎尔（ Denis McQuail）所说，特定时刻的技术变革对新闻不仅有渐进影响，而且使得一些新的文化形态成为可能，并如新闻学者德 耶兹（ Mark Deuze）所指出的，会产生“放大效果”，扩大新闻业的“规模和抵达范围”。当然，我们也许应当问，这样的技术变革是否如他所声
4、称的那样“具有破坏性”（ disruptive），抑或是具有形塑性（ formative）？我们或许可以用“渗透”（ permeation）这个概念，来理解技术对新闻业的传统、实践和沟通所宣称的各个方面的侵入。 第一个对新闻的职业认同产生“放大”影响的，是 1816 年“哥尼格 -鲍尔蒸汽动力往复式滚筒印刷机”的发明。这个技术的引入显然是出于精明的商业考虑，它大大提升了泰晤士报 （ The Times）的生产和发行能力，使其得以快速累积利润，并建立起足令当时政府相形见绌的信息网络。到十九世纪中叶，该报的覆盖面和品牌成为主导，使新闻业获得了政府成败的推手这个声誉。新闻业作为时代的记录者从此成型。
5、 然而，历史学家汤普森（ E. P. Thompson）指出，英国的这一早期的新闻工业化与激进出版物的高峰时期差不多同时出现。在那之前，新闻业只是有产阶层的一个表达工具，毫无迹象表明它可能成为大众传播的手段。非法印刷品的出现也许表明，社会需要覆盖更宽广且面向普通民众的政治性新闻出版物，而工业 化使得特定形态的资产阶级商业新闻出版物得以生长，并与政治诉求相勾连。在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从税收桎梏中解脱出来的新闻业，是自由市场的一次试验，它使得盈利者生存下来的同时，也边缘化了所有适应不了资本主义模式的东西。这一历史对于新闻媒体的形成及其侧重点都具有深远影响。正如詹姆斯库兰（ James Curr
6、an）所说，由此形成的新闻媒体是对知识的控制形式，其力量堪比法律和税制。 赋税的削减使得出版发行与利润挂钩，发行量和技术投资规模也随之扩大。 文化史学家汉普顿（ Mark Hampton）认为，这些变化导致了新闻业角色的定义出现了从教育理念（ educational ideal）到再现理念（ representational ideal）的转变。新闻界或许可以声称，这一商业性成功构成了民主的一次胜利，但与此同时，新闻业关注的视野却日益窄化为消费者而不是公民；与现存经济和政治建制维系良好关系的需求，日益桎梏了它监督社会的使命。与之相反，关于自由权利的言说却是对 18 世纪的埃德蒙伯克（ Edmu
7、nd Burke）和约翰威尔克斯（ John Wilkes）传统的回溯。 到 19 世纪晚期，电报等传播技术的广泛运用，进一步强 化了新闻生产的资本化。当然，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信息可供选择。正是在技术和商业变革交织的当口，新闻从业人员作为报道者这一现代主义的观念得以诞生，他们与之前的那些绅士写手、印刷业主和具有政治意图的宣传人士不同，不再仅为同类人群而写作。但是，关切公民利益的写作者形象迅速被渴望信息的报道者所替代，后者的驱动力则是轰动效应和趣味。最早的征兆之一是逐步增长的自我意识，它表现为并存但又矛盾的两方面：一方面是新闻从业者要求被认可为专业人士，另一方面是推动组建代表自己的工会。然而，对
8、于角色认知的类似阐发却并没有伴随新闻从业者 社会地位的提升。 到了 19 世纪末，技术的提升使得商业新闻覆盖面越来越广，并在工人阶级中拥有了稳定的读者群。这个趋势也引发了对于这种新兴大众新闻业性质的焦虑。 19 世纪的文化批评家阿诺德（ Mathew Arnold）担忧的是这一新型新闻业的“愚蠢”（ feather-brained）特质，而其他人担心的则是这些廉价的大众日报对于工人阶级的品德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而事实上，大众报纸运作逻辑是基于商业的实用主义，它们将日常所得的信息限制在政治参与的边缘，将广告商的需求放到优先考虑的位置。这样的轻重排序是整个现代时期 界定新闻业的底色之一。 进入 20
9、 世纪的新闻业与大众报纸时代的技术一脉相承，因此而成为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建制。也许，在那些对国家共同体和地方性建设的考察中（譬如安德森对于“想象的共同体”的考察），新闻业被抬得很高，但其实它只不过整合了日常活动中由利润追求而驱动的消费和身份识别这一部分。与工业化和全民选举权的制度化相同步，英美的新闻业模式逐渐成为主导。这样的历史发展路径，如舒德森（ Michael Schudson)指出的，导致了新闻与“民主的市场社会”（ democratic market society）相 关联， “客观性规范”（ objectivity norm）得到专业主义化的提升。 19 世纪以来的视觉化趋势也开始
10、对新闻的声誉产生影响。对于照相技术，精英报纸谨慎引入，但大众报纸却热情拥抱。比如，从1880 年开始，每日电讯报使用了照相制版图片；每日镜报在1904 年的重新发行中对这一技术作了充分开发，而泰晤士报则是等到了 1914 年。这表明了一个没有明说的偏见，即在某种程度上，图片是给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看的，而第四等级的绅士们则非常小心地保留着他们真实或是想象的地位，即学识渊博的书写文字的散播者。伴随电视新闻，类似担忧开始重现；延续同样的逻辑，报纸上图像的扩散经常被引述为“小报化”（ tabloidisation）的症状之一。这些都被看作娱乐逻辑侵入信息性新闻业后所产生的症状。 在英国，广播是有意作
11、为“社会技术”（ social technology）而发展的。因为对广播在民众中的渗透能力以及它可能被不择手段的政治家所滥用的担心， BBC 被授权提供不偏不倚和平衡的报道，而且不许发表议论。与对视觉化的担忧相反，二战期间 BBC 广播新闻的神奇表现张扬了告知真相的新闻话语，也对服务公众的新闻从业者这一声誉起到了一 个来自技术上的推进。广播以及此后的电视新闻业的受尊重，也促发了关于报纸新闻业的补充性话语，即报纸新闻业被看作是更锋利的、直言不讳的真相追踪者和丑闻的揭露者。 发生于 1986年的报纸印刷工人大罢工是报刊印刷自动化的转折点，但它并没有开创出一个小规模印刷的黄金年代，而是生成了一个工作节奏日益苛刻但新闻业品牌却日渐萎缩的生产线。这不是一个新出版物不断涌现的生机蓬勃的世界，而是一个已有媒体集团进一步得到整合的世界，一个以持续削减调查新闻来降低新闻从业者实现其公共和政治热情之能力的世界。它其实沿袭了自蒸汽印刷技术 出现后的一个明显趋势，
